他七歲，是個有錢的白人；
她十六歲，是個窮黑人，
但他從她那裡得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啟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
一九五○年初，我七歲時，嘉蒂來到了我家，替我們熨衣服、打掃房子和煮飯，週薪18美元。嘉蒂的全名是嘉蒂坦斯．威廉斯。她高中畢業，剛過了十六歲生日，成績非常好，打算到新奧爾良黑人大學的護士學校升學，但得先找一份全職工作賺取學費。我母親就在那個時候僱用了她。她在我們家作了七年。

在一九五０年代的伯明翰，白人公然支持黑人的情況是很少見的，因為那裡是本世紀美國執行種族隔離政策最徹底的地方。有一次，在卸貨碼頭，我看見父親站在黑人那邊，抵抗白人。當時我家最嚴的家教是不能說「黑鬼」兩個字。這禁忌看似微不足道，但我想它的意義非常重大。

看不見的世界

嘉蒂很愛說話，我則不停問東問西。

「你不知道貧窮和作黑人的滋味，」嘉蒂說。她讓我認識到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的隱蔽世界，一個陌生而危險的世界。她談到伯明翰警察局長「蠻牛」康納的手下用膠水管對付黑人；副局長射殺工作慢的清道夫；黑人一年只有一次獲准參加州賣物會等。她更隨口談到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」。

「我們省下一分一毫去參加協會，就像你們加入學校的紅十字會一樣，」她說。這對當時的我來說，是我有生以來聽到的最反叛的事了。從那一天起，我便知道那些南部白人所說的「我們的黑人」對他們的命運並無不滿、無意改變「我們南部的生活方式」，全是騙人的。

夢想幻滅　

嘉蒂也愛閱讀，是她介紹我認識海明威的小說的。一九五二年的秋天，我染上了流行性腮腺炎，嘉蒂便坐在床畔把整篇「老人與海小說」唸給我聽。

我隱約記得那令我對世界改觀的一刻，嘉蒂和我在熨衣房看雜誌，裡面報導一個比我大不了多少的黑人男孩被謀殺。他叫艾墨特．蒂爾，一九五五年在密西西比被人用私刑殘殺。圖片上有他遇害的地點，偏遠而簡陋，還有法庭上幾名白人，以及古老的密西西比河景。

一九五一年，嘉蒂用她在我家幹活賺來的錢，進大學攻讀。可是她存的錢只夠付一個學期的費用。到了夏天，嘉蒂又回到我家幹活了。這大概是她當護士的夢想幻滅的時刻。這是不合理的制度，硬要一個貧困的黑人女子到路易西安那去升學，離家不遠的護士學校卻把她拒於門外，而這學校卻是用她母親交的房地稅、銷售稅和利息稅來維持的。

當時，種族隔離主義正作垂死的掙扎，想要反擊，嘉蒂那一代的南部黑人就是這樣眼看著自己最好的機會白白斷送了。她像個在戰事結束前一天被殺掉的士兵。就在她放棄上大學這夢想的幾年後，當地的大學開放給黑人就讀，而全國上下的教育家更來到伯明翰，看看有沒有一些貧窮的黑人學生能夠提前兩年唸完高中。

嘉蒂從狄拉德回到我家，幾年後便跟馬文．哈欽遜結婚。他是個遠較她世故的小夥子，衝勁十足。一九五七年，她搬到紐約市去當傭人，從此在我的生命中消失。 

緬懷往事　

美國人在精神上有兩條路可以走：種族歧視的路和同胞手足的路。朋友、家人，甚至愛侶，如果在這歧路上各走極端，就會各走各路，有時候永不回頭，因為無論選擇哪一條路，都會受到複雜的情感、內心的衝突和強大的社會力量所影響。

在那個年代，鼓吹種族隔離政策的人壟斷了我們家鄉的政壇，阿拉巴馬州許多青年都為此感到羞恥；我在大學的時候也有同感。我初入行作新聞記者時，對爭取投票權利團體的演講和超然的思想大感興趣，而且對我有很大的影響。但嘉蒂早已教會了我任何作家所能學到的最珍貴一課，那就是設法真實、深入地看我們的世界。 

當我明白嘉蒂是個多麼勇敢慷慨的人，我實在欠她太多的時候，她已離開我很久了。隨著歲月流逝，我越來越覺得需要找到她，因為我相信應該在良師益友仍然在世時向他們道謝。

去年春天，我取得了嘉蒂的電話號碼。我到亞特蘭大找她，她在牧愛脊骨中心當廚子。她有三個孩子；三十七歲的艾力在紐約地下鐵路工作，三十四歲的馬花在紐約高那紀念醫院財務部做事，二十九歲的里德在亞特蘭大一家銀行服務。她生活得並不差。 

然而嘉蒂說：「我常常希望有更好的發展。我覺得如果我有機會，我的成就不止於此。」

幾個月後，嘉蒂和我的家人在伯明翰見面，這是三十四年來大家首次相聚。我們一起回憶過去的那段日子，希望重新領悟愛是永恆不變的，而且它不但在肥沃的土地上盛放，在瘠土上也能開花結果。

嘉蒂那年五十七歲，她跟我一塊駕車離開亞特蘭大。我們把車子停下來時，我父母剛到。他們已退休，住在佛羅里達州。父親已經八十四歲，但仍然腰挺背直，精力充沛。他把車子停好，一言不發，便走到嘉蒂身邊把她摟在懷裡。

洛杉磯暴動（Los Angeles Riots） 
一九九一年三月，四位白人警察，公然在大馬路上，圍毆一位疑似酒後駕車的黑人男子，整個過程被人拍下並公開。隔年四月二十九日這四名警察獲判無罪，引起當地黑人的強烈反彈。他們開始在洛杉磯的中南區，展開大規模的暴動。不但攻擊韓裔人士經營的商店，還四處縱火。當地有八成的建築物，在這場浩劫中成為廢墟。這場種族對立的流血事件，不但造成五十五人死亡，上千棟的建築物遭破壞，損失金額高達350億台幣，也成為美國戰後最大規模的種族衝突。 

1991年三月某日下午，當我到達新聞室的時候大家正忙著。「史丹，你如果有時間，看看這卷自由攝影者的帶子好嗎？今天才拿到的，那是卷家庭V8帶子，但相當震撼人心。」這不是一個平常的要求，所以我立刻倒帶觀看。一看之下，我感覺情緒激盪，腎上腺素分泌、貫穿了全身。我從未看過這種場面，雖然拍攝時間在前一夜，地點則在Fernando Valley Foothill警局附近，說真的，很難相信在洛杉機竟也有這種暴力事件發生。

剛開始帶子有點模糊，很難看出發生了什麼事，但是當錄影者對到了焦點以後，我看到了難以置信的畫面：幾個警員拿著警棍毆打著一個人，他們狠狠地敲擊著，不想停手，而更趨狂暴。那人在地上翻滾著，相當屈從，但是拳頭還是迎面而來。我倒帶再看一遍，不能相信會有這般的暴力加諸於人身，拳打腳踢不容情地直撲犧牲者而來……。我將那帶子反覆地看：十幾個警察圍著那個人，有三個員警動手用警棍毆打並且踢他。其他人袖手旁觀。

「這是我們的獨家新聞嗎？發生背景是什麼？」

在Foothill高速公路上有一場追捕行動。那人拒捕逃逸，可能是他最後下車時試圖使用武器吧！」她回答。

新聞室的其他人也過來了，成群圍觀著。錄影帶一遍遍播放著，每個人臉上都是一副痛苦的表情。

這卷帶子是一個名叫喬治．哈勒迪的人在自家大門口錄下的，當他聽到公寓門口的街道上有人大喊大叫時，他開始了錄影。結果這個暴力群毆，毫不保留地展現在他的眼前。 

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切，就成了歷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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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控的怨怒
1992年四月二十九日清晨，洛杉磯暴動就在我們腳下的現場如火如荼地進行著。 

直昇機持續半傾斜著打轉，我從側面窗戶看出去，許多車輛在交通中斷處紛紛向後轉，好避開這場無妄之災。成群的人們聚集著，對經過的車子扔擲石塊和酒瓶，現場並沒有警察，只有失控的暴民們對那些無辜的駕駛者發洩怨怒。

有人侵入了一家酒類販賣店，只見他們擲飛鏢似的把瓶子丟進丟出，隨心所欲。

我們看到汽車駕駛者被拖出車外，一些人拿著石塊對他又砸又打，狂追不停。一個人被暴徒從卡車裡強拉了下來（稍後被證實是雷金納．戴尼），那慘況到現在還烙印在我腦海—被狠狠踢打得動彈不得的人躺在地上，看起來已經沒有生命跡象，一個暴徒還拿起一大塊燒焦的磚頭砸在他的腦門上。看到這一幕時我心中充滿著憤怒。一番狠打之後，兇徒跳起了舞，還舉手對盤旋上方的直昇機做了一個幫派手勢。接下來，令我難以置信的是：另一個人從街上趕來搜這受難者的衣袋，然後把錢包扒走了。

希望在烈燄中消融
我的思緒飛回二十一年前華特暴動的現場（1965年），我試圖想出二者的共同點。「的確有所不同，他們放火。」我這樣告訴自己。不久我就看到街角竄起了白煙。一輛車四腳朝天地躺著，有人把它引燃了。幾分鐘後，那家被搶劫的酒類販賣店也開始從窗戶冒煙。

當我們繼續盤旋時，下面的情形顯然更加混亂失控。薄暮已逝，黑暗籠罩，洛杉磯中南部的地面依然火光閃爍。此刻，電視台停播所有節目，鎖定在暴動最新消息的報導上。暴動範圍似乎有擴大的趨勢。直昇機底下的都市之火越演越烈，蕈狀黑雲在各個角落，一一升起。

我們的駕駛結束了原地盤旋，拉起操縱桿，直飛到另一個火災現場。每一叢火燄都令人驚心，發生處已從五、六區以至於二、三十處之多，現在整個洛杉磯皆籠罩在災難陰影中。1965年的華特

邦婷寫了超過兩百本書，有兒童圖畫書，也有少年小說；她的寫作角度極為廣闊，主題則涉及無家可歸的孩子，如《Fly Away Home》、以現代觀點看美國內戰的《The Blue and the Gray》、描述故鄉愛爾蘭瑪格拉小村落的《Market Day》、有關洛杉磯暴動的《煙霧迷漫的夜晚》等（此書獲得凱迪克金牌獎，插圖繪者為大衛．戴茲）。 

在邦婷的多本著作裡充滿著單純的喜悅與樂趣。例如《Sunflower House》、《Scary,Scary Halloween》、《Dog Detective》以及《Ducky》等。然而，她也有一些以「社會關懷」為題的作品，深受讀者與書評家矚目—例如，描寫貧窮及種族歧視的書等。 

她說：「我認為某些出版者相當有勇氣。」 
「也許我曾經因為作品不夠好而被拒絕出版，但他們從來不是因為害怕我的作品『兒童不宜』而拒絕我。」

她的社會認知起源於愛爾蘭的童年記憶。她回憶道：「我知道人們有宗教歧視的存在，卻不曉得怎麼去改善它。」她記得在故鄉，清教徒家庭的孩子們一般來說是不會跟天主教的孩子們玩在一起的。但是她的父母親倒曾鼓勵她與一個天主教女孩子交朋友。之後，兩大宗教派別所引起的種種政治及信仰上的衝突，終於使得她們這一家決定移居美國，遠離愛爾蘭是非之地。那是在1958年。

談及這一段移民過程，邦婷說：
「剛開始的時候相當艱難，不過還好語言相同，」
「我相信我很有資格來寫外籍勞工或移民者的故事。」

當家庭都安頓好了之後（他們一直定居在加州），她十分想念家鄉，也感到生活裡需要一點消遣，於是她就到附近的大學裡選讀了一門創作課程，就這樣開啟了她的寫作人生。數年以後，這位年輕的愛爾蘭媽媽在寫作事業上有了相當的成就。

她的第一本書是愛爾蘭民間故事的再創作。之後她朝著多面向發展；還曾經為聖地牙哥海洋世界寫了有關鯨魚及鯊魚的書（知識類書籍）。這類書屬於她的「例外」作品，她真正的興趣在於「說一個好聽的故事」。往往，在心有所感的時候，她就開始動筆構思了。但即使邦婷有著這麼多廣泛的興趣以及思索的方向，並不表示她能朝著所有「可能」的主題來著墨，因為這樣一來心靈的負擔將會太沉重。舉例來說，有一位編輯委託她寫一本有關受虐兒童的書，她拒絕了，她說；「寫這本書我可能會胃痛得很厲害。」另外有一個家長請她寫一本關於奧克拉荷馬州爆炸慘案的書，她也回答說她無法處理這樁悲劇事件。

那麼，最近她又靈感充盈了嗎？這次的主題來自於聖荷西博物館；當時她跟女兒一起參觀一個十分吸引人的木乃伊展。「我記得當我看著一具木乃伊的時候，我心裡想：當妳活著的時候一定很漂亮吧！就在那個時候，一個寫作的想法成形了。」 

經過一番考據研究之後，一本書誕生了，名為《我是木乃伊荷波．涅斐特》，由大衛．克利斯汀那負責插圖。這本書有著簡短抒情的內容，適讀年齡為七至十二歲，可說是一本代表作。「荷波．涅斐特」的意思就是「美麗的舞者」，書中描述這具木乃伊的生與死；她如何從法老兄弟鍾愛的妻子，轉變而成亞麻布纏繞，寄身於博物館玻璃展示櫃裡，供大家參觀的古代木乃伊。

她回憶道：「當我完成時，我問我的編輯這是否妥當，因為書中告訴孩子們，人人都會死亡。編輯說：『這有什麼關係？』」邦婷在描述荷波．涅斐特的故事時，是這麼有說服力，以致於一位加拿大出版商（也是埃及學學者）告訴邦婷說她上輩子一定是住在埃及，才能寫得這樣深刻。邦婷說：「她不是隨便說說，而是真的以為我跟埃及有所淵源，我告訴她，當我寫書的時候，我真的是置身埃及。」 

「我活過很多不一樣的人生。」她笑著補充道。

有次竟是登上一條快要沉的船！證據就是她寫了一本書，名為《SOS鐵達尼》；靈感則來自於貝爾法斯特運輸博物館。其實，她的公公及其兄弟都曾在造船碼頭工作，頗有淵源。在博物館裡，一個紀念展的特殊裝置使得邦婷（及其他參觀者）體會到海難乘客的滋味—那種置身於救生艇，眼望著郵輪即將沉沒於茫茫海水中的無助感。邦婷回憶道：「我站在那裡看著鐵達尼號的垂死掙扎，想像著自己正在倉皇逃生，一霎時竟覺得喘不過氣來；這個經驗相當深刻，所以當我的愛爾蘭行程還沒結束時，就已經開始動筆了。」 

雖然作者在這樣豐富的創作背後，定是下過一番嚴謹的考據工夫，邦婷卻出人意外地說她是個「散漫的人」。

「我的檔案是一團亂」，她不好意思地說。
「要是有人問我找什麼東西，我會心慌！
而且我也沒有在固定時間寫作的習慣。
要是真的不想寫，我也從來不會強迫自己動筆。
幸運的是：我通常都會想要寫作。」

在多本即將問世的新作中，有一本書名為《十二月》，是一個聖誕故事，由哈寇貝斯出版社出版，合作的插畫家則是大衛．戴茲。據邦婷說繪者認為這是他到目前為止最滿意的作品。 

雖是著作等身，邦婷卻很謙虛地說：「就像是一連串的驚喜，
我擁有的一切已經超過我當初最大的夢想。我常想：
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好事，發生在一個來自愛爾蘭的小孩子身上呢?」 

依芙．邦婷出生於愛爾蘭，那是一個浸淫在說書藝術以及文字魔力中的國度。 

她說：「長久以來愛爾蘭有著『說書人』的存在，叫做『宣那契』
這些人行走在大街小巷的人家裡，為人們說故事。 
也許，我也像是個說書人，不斷地把我的故事說給任何願意聽的人來聽。」